1937年春天，红一方面军的上级领导决定将一部分干部调到红二方面军，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后者的领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军队的政治和军事整训工作也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任务。在这次整训中，红4师被作为反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试点部队，肩负着特殊的责任。 红4师的师长是卢冬生。为了加强这支部队的管理，领导层决定派遣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李井泉担任政委，同时安排了张宗逊为副师长，姚喆担任参谋长。从这一领导班子的组成来看，明显可以看出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4师中掌握了核心的领导权。根据当时的制度倍顺网，政委拥有对决策的否决权，而副师长和参谋长则主要负责具体的军事事务。所以，作为师长的卢冬生不得不努力与这个新班子合作，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。然而，这些干部来自不同的部队，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，这使得卢冬生在和他们的合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。更令卢冬生感到不安的是倍顺网，上级将4师作为反军阀主义试点的决定，并未事先与他沟通。
根据4师卫生部长贺彪的回忆，6月下旬，政委召集了全师的干部和战士召开会议，副师长和参谋长也应邀参加。会议开始时，卢冬生走进会场，发现主席台上并没有他所期待的上级首长，这让他感到有些困惑。于是，他向贺彪询问这次会议的内容。贺彪笑着调侃道：“你作为师长竟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，我该去问谁呢？”随着会议时间的临近，主席台上的人员陆续就位，但坐在台上的却只有来自4师的新任三位领导，这让卢冬生感到非常不安，整个人显得有些尴尬。 会议开始后，政委首先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，接着话题转向了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批判，特别点名批评了卢冬生和黄新廷等人。此时，大家才意识到，原来卢冬生之所以坐在台下，正是因为他成了会议的焦点。从表面上看，政委的批评似乎是针对卢冬生个人，但实际上，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指责，尤其是在卢冬生与贺彪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。贺彪作为4师的卫生部长，在卢冬生的支持下，长期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。 面对政委的质询，卢冬生没有选择沉默，而是在政委和副师长面前果断地将指挥权交给了他们，并随后离开了会场。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，其他与会人员并没有预料到他会这样做。由于4师的官兵并不完全了解背后的真相，部队的思想瞬间发生了动荡，甚至连二方面军的士兵也受到了这场变动的影响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恒汇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