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77年2月，叶帅让我带句话给你：‘搭档的事，你来定。’”秘书低声转述时，张爱萍抬头望向窗外，北长街上寒风正劲，对话只有短短一句天天配资网，却意味深长。
1975年，国防科委迎来一次“班底混编”。张爱萍从疗养院里直接被点将，职务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。政委人选是陶鲁笳——长期主政山西、对国防科研几乎零基础。彼时的科研系统因运动冲击尚未复元，所有型号任务都在停滞边缘，外行带队的尴尬随处可见。张爱萍一到北京八一大楼，第一眼就看见办公楼前的试验设备散放一地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：时间耽误不起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他把重心放在洲际导弹预研和七机部230厂整顿。白天调计划、夜里开碰头会，习惯凌晨两点批阅文件。然而同一栋楼里，却流传“要不要再批判一次张爱萍”的风声。吹风的人，恰恰出自党委系统。国防科委党委书记是张爱萍本人，可运动年代形成的“多头领导”惯性让政委陶鲁笳握着另一张公章。两张公章背后，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工作路线。
1976年1月，国防科委党委与七机部党委联合筹备万人批判大会，拟将张爱萍定为“新走资派”。那段日子，他正在301医院做腿伤复查，一纸通知直接送到病房。张爱萍立即回信：“凡未经我主持研究或同意，以党委名义作出的决定，一律无效。”口气强硬，却挡不住会场已经搭好，标语已经印好。好在军委办公会议没有批复那份撤职报告，风波暂时被按下。
可“暂时”并非“彻底”。精力多花在应付政治攻势，技术口难免中断——液体燃料发动机测试推迟、卫星遥测线束迟迟配不齐，研究所里怨声连连。更棘手的是干部流失：一名型号副总师私下抱怨“搞技术的人天天写检查，还怎么出成果”。靠外行领导内行，阻力可想而知。
节点来到1977年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天天配资网，叶剑英重回军委日常主持工作，他清楚形势：国防科研要赶紧复苏，领导班子必须换挡。于是出现了开篇那句“搭档的事，你来定”。张爱萍心里有数：如果再和陶鲁笳搭班子，旧账新账摆一起，后果不用猜。
3月初，军委正式任命张爱萍兼任国防科委党委书记、主任，不再设政委，改为常务副主任配合。陶鲁笳被“妥善安排”，文件措辞朴素：调离军队系统，等待分配。几周后，他转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，工作重点是群众体育。消息传出，国防科委大楼安静了两天，随后研发进度表重新上墙，洲际导弹代号工程再次点亮绿灯。
这次调整带来的最大变化，是决策链条从“五六道弯”缩成“直线”。张爱萍要求处长以上干部每周写一次“进展卡”，红笔标完成、蓝笔标滞后。有人说他“事无巨细”，他摆摆手：“设备坏了我要知道，人心散了更要知道。”新设“夜间协调会”，技术处、政治部、后勤部同桌开会，议题只讨论两件事：科研进度和人员困难。不少老专家感慨，“总算有人听技术语言，而不是口号”。
外界最直观的成果，是远程导弹发动机在酒泉一次试车成功；再往后，返回式卫星捕获系统提前半年收尾。有人问张爱萍为何敢立下紧迫时间表，他抖抖手中的薄册：“过去那几年数据都在，耽误不是技术，而是气氛。”显而易见，气氛的改变源自领导班子的换血。
不得不说，陶鲁笳离开军队系统后，并非一蹶不振。在国家体委，他主抓山地户外与青少年冬季项目，利用山西多年积累的地方资源，把分散的速滑场合并成区域中心。他自己也承认，地方工作更合适他的管理模式。某次大会上，有记者追问他与张爱萍的旧事，他摇头：“历史原因，各有苦衷，别再拿来炒新闻。”
张爱萍与陶鲁笳的合作、分手，映射出1970年代末国防科研管理的一段缩影：政治与技术的边界模糊，人事与研发交织拉扯。1977年的那次人事调动，看似个人恩怨，实则是体制恢复理性、技术回到主位的象征。随着中央陆续下发《国防科研条例》《军工厂所整顿意见》，国防科委才真正摆脱“运动遗痕”，步入制度化轨道。
紧接着的十四年间，中国完成了一系列从战略到战术的武器平台升级。许多回忆录中都把1977年视作节点，那封“凡未经我同意皆属无效”的信，以及叶帅那句“搭档的事，你来定”，让后来者明白：工程成败，先看领导班子；领导能否同心，先看专业与作风是否匹配。
俩人此后再无公开合作。1986年“863计划”启动座谈，张爱萍作为顾问出席，有记者问他最难忘的挑战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并非技术，而是人与人之间对使命的认同。”回答简单，却点到根子。很难否认，如果当年他没把搭档换掉，中国国防科技的进度表会是什么样？没人能给出精确答案，但有一点比较确定：某些关键型号，恐怕不会在80年代末就飞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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